1949年

　　一窮二白百廢待興

　　根據《1981中國經濟年鑒》公布的新中國在1949年國民經濟主要數據顯示：總人口為54167萬人，人口出生率為36‰，死亡率為20‰，平均壽命為35歲。

　　1949年，中國人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只有86元；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69.29元；年人均社會商品零售額只有25.94元；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；年人均發電量只有7.9度；年人均原油只有0.2公斤；年人均鋼只有0.29公斤；年人均布只有3.49米；年人均糖只有0.37公斤；年人均糧食只有209公斤；年人均棉花只有0.82公斤；年人均油料只有4.7公斤；年人均水產品只有0.83公斤。

　　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在經濟基礎極為薄弱的情況下進行著戰后經濟恢復，一窮二白，百廢待興，就是當時新中國的真實寫照。

　　50年代

　　革命的激情，純真的理想，引領著50年代人們的生活，他們工作繁雜但沒有怨言，生活清苦但沒有牢騷，遇到困難也不氣餒。雖然他們曾經砸掉家里的鐵鍋去大煉鋼鐵，雖然他們曾經誤以為糧食畝產幾十萬斤，但他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是發自內心的。

　　關鍵詞：列寧裝，中山裝，糧票，公共食堂，消滅麻雀，公私合營，全民煉鋼，工資改革

　　1.發行糧票和“公共食堂”

　　50年代初，我國糧食短缺。中央政務院于1953年10月發布命令：全國實行糧食計劃供應，采取憑證定量售糧辦法。1953年11月1日，北京市首次發行面粉購買證，上面寫著“遺失不補，過期無效”。1955年10月，實行糧食以人定量供應后，糧食部發行“全國通用糧票”。副食品供應，除食油(包括麻醬)早于1954年實行計劃供應并由糧食部門管理外，從1958年春節開始，對豬肉、牛羊肉、鮮蛋、紅白糖、粉絲、糕點等8種副食品實行憑票定量供應。

　　50年代糧票的出現，標志著后來整整實行了40年的商品票證制度的開始。小小糧票，曾經陪伴了所有中國人。

　　1958年10月25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發表社論《辦好公共食堂》，“放開肚皮吃飯，鼓足干勁生產”，一時間成為傳遍大江南北的口號。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給制，脫離當時中國國情，超越人的覺悟，實行不到兩三個月，多數食堂已寅吃卯糧。

　　2.“曹楊新村”是無房戶的夢中天堂

　　50年代初期的城鎮新建民居，通常稱為新村，大多是四層左右的小樓，居室通常是大間套小間，沒有廳，只有一個狹窄的過道，這是借鑒了蘇聯的住宅模式。

　　1952年，上海為執行毛澤東“數年內解決大城市工人住宅”的指示，專門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員會。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楊路一帶的“曹楊新村”于1952年4月竣工，占地200畝，可容納1002戶，建有合作社、醫療站、公共浴室等設施。6月25日，上海市滬西各廠先進工人搬入“曹楊新村”新工房。在29日舉行的慶祝會上，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到會祝賀。一時間，“曹楊新村”在上海成為令人羨慕的新式住宅的標志，是無房戶夢想中的天堂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橫溢的龍須溝和破爛不堪的和平里，建了新住宅區，一般是獨門獨戶，每戶建筑面積50平方米。這種坐北朝南、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“排子房”或“兵營式住房”，是清康熙年間用來給八旗子弟兵和他們的家屬們臨時居住的。由于這種房型節省材料、向陽保暖，當時被廣泛采用。“排子房”沒有獨立的廚房、廁所等生活設施，通常一排房或幾排房才設一個公用自來水龍頭，衛生條立的廚房、廁所等生活設施，通常一排房或幾排房才設一個公用自來水龍頭，衛生條件較差。

　　3.“交通基本靠走”

　　“交通基本靠走”，這是50年代中國大部分地區交通狀況的真實寫照。50年代的農村，不但絕大多數人沒有乘過公共汽車，就是自行車，也只有極少數家庭才有。北京市農村每百戶擁有自行車數，1956年為13輛，1957年為16輛。當時交通工具基本上沒有，人們的通行主要靠步行、畜力車、牲畜等。

　　在城市，雖然公共汽車不斷增加，但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，還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車出行，于是，自行車就成為機動車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。

　　到1958年，北京共有有軌電車九路；上海的有軌電車有八路，無軌電車有十路，公共汽車共有四十九路。上海公共汽車票價分為5分、1角、1角5分和2角四檔；無軌電車票價分為4分、7分、1角、1角3分四檔；有軌電車票價分為3分、6分、9分、1角2分四檔。

　　1958年7月，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，公司電車修造廠試制的紅旗牌大客車和第一輛鉸接式大客車(無軌電車)，在北京、上海展出。

　　50年代在北京、上海這樣的城市也有出租車，只不過離普通老百姓很遠。建國初期，上海有出租汽車行29家，營業汽車近400輛。北京市政府專門從東歐和蘇聯進口了一批嶄新的“華沙”和“勝利”轎車，用做出租車，但價格不菲，從前門車站到西單要2角。

　　4.全民大煉鋼鐵

　　“夜晚，列車在原野上奔馳，不時從成群成列的高爐旁穿過，燃燒的火焰‘呼呼’作響，映紅了漆黑的夜空……”這是當年《人民日報》記者寫下的通訊《沸騰的日日夜夜》，真實地記錄了全民煉鋼的狂熱場面。

　　一切為“鋼鐵元帥升帳”讓路。一時間大江南北，高爐林立，人山人海，熱火朝一切為“鋼鐵元帥升帳”讓路。一時間大江南北，高爐林立，人山人海，熱火朝天。工廠、部隊、公社、機關、連外交部都辦起了煉鋼爐、煉鐵廠。不管男女老少，都成了鋼鐵工人；沒有煤的地方，就砍樹燒炭；沒有鐵礦石，就砸鐵鍋子；建土高爐沒有磚石，就拆祠堂、毀圍墻。連學生也放下書本走近高爐，操持家務的婦女把鐵鍋、鐵鏟送作煉鋼的原料。

　　至1958年底，參加大煉鋼鐵的人力超過了全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。經過幾個月的蠻干，加上相當程度的浮夸，到年底，宣布鋼產量達到1108萬噸，生鐵產量達到1369萬噸。但合格的鋼只有800萬噸，合格的鐵也只有900萬噸，有些則完全是廢品。大煉鋼鐵對生態環境和物質資源造成了嚴重破壞和浪費，進一步造成了群眾生活的困難。

　　5.工資定級梅蘭芳只拿336元

　　1956年，牽動著全國各界數千萬人利益的是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的工資改革。6月16日，國務院通過《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》，奠定了此后中國長達30年之久的勞動工資制度的基礎，從此“級別”成為中國除農民以外各類社會人群政治經濟生活地位的重要標準。

　　這次工改，建立了國家機關、企事業單位等幾大類分配制度，其中黨政機關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，把干部分為30個行政級；企業工人分為8個(個別工種為7個)技術等級，專業人員，如工程技術人員、教師、醫務工作者、文藝工作者也都相應有了自己的等級系列。同時，依據各地的自然條件、物價和生活費用水平、交通以及工資狀況，將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。規定以一類地區為基準，每高一類，工資標準增加3%。

　　此次定級，當時的知識界、文化界，都愿意“收名定價”，如梅蘭芳，定級前的保留工資為1100元，卻甘愿評為文藝一級，只拿336元。關肅霜自請評為文藝2級，工資從800元降到約280元。實行工資制后，作家可以在文藝級與行政級之間自由選擇，如果選擇文藝級，比行政級工資高，但有不少人卻選擇了行政級。這除了當時“克己”的時代氛圍所致外，還有一個原因，即選擇行政級別可以按級別看文件、聽報告，甚至決定能否訂閱《參考消息》，以及享有高干醫療待遇等等。如趙樹理是行政10級，209.9元，而他同時可以評文藝2級，可拿約280元，趙樹理選擇了行政級。冰心、張天翼、周立波、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評為文藝一級。

　　大學教授在此之前其實都有級別，但同樣重視此次評級。陳寅恪、梁思成、馮友蘭、季羨林、鐘敬文等被評為一級。評審極為嚴格，當時全國共評出一級教授56名，有的省只有一個，有的省一個都沒有。如吳宓、陳子展、黃昆等各學科“泰斗”級學者，僅評為2級教授。季羨林是一級教授，每月工資345元，加上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津貼100元，共445元。

　　60年代

　　60年代，是英雄人物輩出的年代，焦裕祿、雷鋒、歐陽海、王杰、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，他們的一言一行作為榜樣的力量激勵著全體人民。這一時期，中國人民經歷了饑餓、生活必需品的極度匱乏，“文革”的爆發，更將國民經濟引向崩潰的邊緣，國家和人民經受了嚴峻的考驗。

　　關鍵詞：三年困難時期，雷鋒，綠軍裝，紅衛兵，大串聯，上山下鄉

　　1.“小球藻”和“人造肉精”

　　50年代末，“總路線”、“大躍進”和“人民公社化”運動(當時稱為“三面紅旗”)席卷中國，“左”的偏差，加上其他天災人禍，使國家進入了后來被稱為的“三年自然災害時期”，也叫“三年困難時期”。

　　1960年春，糧荒問題日見嚴重，為了能用有限的糧食做出更多的飯，這年1月，在西安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“增量做飯法”先進經驗交流會。如廣西柳州地區大力推廣的“雙蒸法”：即將米干蒸半小時后分裝入罐，加上涼水，1斤米加4斤水，用猛火蒸1小時，能使每斤米出飯5斤，比原來增加40%以上。由于口糧和副食品嚴重短缺，不少群眾患了浮腫、肝炎等疾病。

　　1960年8月10日，中共中央發出指示，要求各地降低口糧標準，同時“大搞瓜菜，大搞副食品，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”，正式提出了“低標準、瓜菜代”(“代”即代食品)的要求。

　　所謂代食品，是指利用在正常年成不作為食品的植物、動物、微生物、化學合成物制成的食品。如用麥秸、谷殼、豆稈、玉米芯、高粱稈等制作淀粉；廣西等地大種“費工少、成本低”的木薯，用它的塊根和葉做成食品。1960年7月6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社論《大量生產小球藻》明確提出，小球藻不僅是很好的精飼料，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，并舉例說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試制糕點、面包、糖果、菜肴、藻粥等食品，清香可口。還有“人造肉精”、“人造肉”等，它們被稱作精細代食品。

　　在糧食極度匱乏的情況下，采集和生產各種代食品，不失為一種動員群眾渡過難關的辦法。但許多代食品幾乎沒有營養價值可言，仍難以遏止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發生。

　　2.紅衛兵大串聯

　　1966年8月18日，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后，各地紅衛兵和學生響應號召，開始了全國性革命大串聯，參與人數之多、范圍之廣，堪稱空前絕后。

　　1966年9月5日，中央正式通知，各地紅衛兵串聯乘車免費，生活補助由國家開支。也就是說，大串聯的交通、吃飯、住宿統統不要錢。為此，各地紛紛建立紅衛兵接待站，管吃、管住、管交通，由于不堪重負，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聯。上海就有“20名小將步行46天行程3000里到毛主席身邊(北京)”的例子。與此同時，各地來滬串聯的紅衛兵如潮水般地涌入上海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僅50多天，就接待近38萬人，最多的一天就來了1.4萬人。

　　這種狀況直到1967年2月相關部門發出通知：全國步行長途串聯停止，才告一段落。大串聯，在歷史上留下了滑稽而又苦澀的一頁。

　　3.知識青年上山下鄉

　　1968年12月，毛澤東發出“知識青年到農村去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，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展開。

　　1968年，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(1966、1967、1968年三屆學生，后來被稱為“老三屆”)，大部分前往農村、邊疆。

　　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，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，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。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，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上山下鄉聯系在一起。

　　直到1978年10月，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，停止上山下鄉運動，并妥善安置知識青年的回城和就業問題后，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，但也有一部分人已在農村結婚落戶，永遠地留在了農村。

　　70年代

　　70年代是一個轉折的時代。70年代最重要的大事件，是粉碎“四人幫”，結束了“文革”的動亂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，標志著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。

　　關鍵詞：樣板戲，地震棚，“的確良”，喇叭褲，恢復高考，包產到戶，改革開放

　　1.“皮爾·卡丹”走進中國

　　1979年春天，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臨時搭建起的“T”型臺上，新中國第一場時裝表演上演了。從沒有過類似經驗的中國，以十分慎重的態度應對，入場券被嚴格控制，只限于外貿與服裝界的人員進入。法國服裝設計大師皮爾·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這一場時裝秀，挑戰了中國人的審美觀念。

　　皮爾·卡丹對中國的情誼，源于一幅掛毯。1976年，中國輕工產品博覽會在巴黎舉行，手工編織的掛毯《萬里長城》，令皮爾·卡丹心馳神往。他斥巨資買下這幅掛毯。此后，皮爾·卡丹開始了進入中國市場的運作。

　　當時的中國尚未真正打開國門，皮爾·卡丹進入中國市場的念頭不斷被朋友們“潑冷水”：“中國沒有時裝，中國人不會給你一分錢！”

　　然而，事實并非如此。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，皮爾·卡丹在中國發展得很順利。1981年11月，“皮爾·卡丹”品牌時裝正式進入中國市場。1983年9月，皮爾·卡丹創建的馬克西姆餐廳在北京開業。

　　繼皮爾·卡丹之后，日本和美國的時裝表演隊也相繼來到中國進行表演。見識了外國時裝表演之后的中國人開始打扮起來，中國的時尚大幕由此拉開。

　　相關推薦：

小升初試題、期中期末題、小學奧數題

盡在奧數網公眾號

　　 歡迎使用手機、平板等移動設備訪問幼教網，幼兒教育我們一路陪伴同行！>>點擊查看